李大维:城市农业在上海

在上海,新车间创始人李大维家的庭院里,有两片种着西红柿、圆茄、辣椒、黄瓜等蔬菜的苗圃,还有一片朴门农园,长着桃树、向日葵、薄荷、三叶草等,间有大量杂草。堆肥桶里爬着蚯蚓,毫无异味。鱼菜共生装置运转无碍,鱼粪成为菜的养料,而泥土又过滤了鱼赖以生存的水。庭院里的生态系统,都是李大维亲自设计的。

设立创客空间“新车间”、推动着创客运动的李大维,也在推动着城市农业的实践。或许,“创业”与“农业”,正像科技与生态,是城市密不可分的两种走向。

中国与美国的国情太不一样。但其本质一致:亲近农业,可以让城市人了解自己入口的食物从哪里来,并在与人协作耕种一事中找到乐趣。

对中国更有意义的在于,做好城市农业,是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。当然,这里的“城市”不光指市中心,也包括市郊。

之所以说国情不同,首先,正如人们所知,美国的城市,如波特兰,有大量公共空地,可以用来规划城市农业。这对中国大城市寸土寸金的市区而言,未免有些奢侈。

其次,相对于美国食物里程(即食物从被生产到被食用所经过的距离)普遍在1500公里以上的情况,中国的食物里程只有数十公里。美国一般只有不到5%的蔬菜来自本地,而在上海,因菜篮子工程等,有70%的蔬菜来自周边农地。看上去,“城市农业”在中国的城市已是现状,无须从数量上推进。

最后,城市农业在美国,不仅包括环保、可持续的考量,还有着对抗大公司垄断的意义。因为其农业业态规模较大,通常每种农产品的供应商只有三四家。人们用自家种菜自家吃的方式,表达对现状的不满。而中国则是个体小农分散生产。

由此,美国城市农业富含政治和教育的意义。由于人们居住半径40公里内没有生鲜超市,自80年代起,“吃本地”运动蓬勃开展,农夫市集如今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。

但美国人其实也十分无奈。熟悉美国相关情况的李大维介绍:“这更像一种行为艺术,无法根本解决问题。”因为一个人所需的蔬菜,大约需要20平方米农地,靠自己不可能操持如此繁重的工作。

“美国城市农业的争议还在于,‘高富帅’与穷人之间的矛盾。美国有些人,之所以自己种菜,是为了满足娱乐、休闲、交往等需求,但也有些人受生活所迫,‘蔬菜沙漠’问题横亘在他们面前,他们种菜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吃到蔬菜。城市农业到底应该为哪些群体而规划呢?”

李大维提到,在上海南汇等市郊,也存在一些群体,只是为了省点钱而种菜,而非像普通城市白领那样解放压力才去种菜。

在自古以农业立国的中国,上述美国的问题的确不太成问题。但问题在于,在中国,即便食物里程比美国短很多,都市人与食物的关系却并未因此更加亲近。

或许部分基于此,李大维自前年起,在自家庭院里种菜。他还有一个在屋顶种菜的项目,在上海闵行市郊也租了两片地。

李大维庭院中的鱼菜共生,池底带有鱼粪沉淀的水,被抽到植物盆里,而植物盆里的泥土则充当过滤器,回到水池中的是洁净的水

在美国,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利用废弃的工厂、仓库,在这样的空间里做鱼菜共生项目。但在中国,创意园区的房租比陆家嘴的大楼还贵。李大维认为,中国的都市农业无法像美国那样开展,但有自己独特的路径。

在李大维看来,让都市人去协助农民,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,是“吃本地”运动在中国的变体。这件事在中国操作起来,效用比在美国高得多。

他认为,让农业化为服务业,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。“农民需要使用化肥,是因为他被看成生产农产品的机器,靠天吃饭,所以要有更多产出,更多收益。而如果按照土地来计算,都市人租一平方米菜地,让农民耕种,付一定的钱,让农民打消打农药的念头,农业就成了服务业,农民将因此获得更为稳定的收益。”

“国内的好处在于,大家只要意识到这件事,就可以方便地在周围实践农业。在上海,随便从哪里,开上半个小时的车,就能抵达菜地。”李大维说,自己一个人这样做,确实菜钱不抵油钱,但如果住在一个社区的人一起来做,一起租一片地,有了规模效应后,定期配送农产品,这件事就是划算的。

李大维认为,现在市面上的有机产品之所以贵,是因为其中有太多认证过程。实际上,人和土地之间可以有更近的距离,花费的成本也会更少。据他了解,一些农地众筹项目,也正在开展当中。对这些项目,他说:“鼓励尝试,但期望值也不能太高。玩起来,可以更大。”

解决食品安全问题,的确无法依赖社区种菜。但与国外类似的是,城市农业活动需要合作,这能让人们彼此更亲近,也得以体会大自然的循环过程。这里无须使用与城市生活不相协调的农家肥,利用咖啡渣、茶叶等产自城市的有机物来制肥,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肥效,再运用一些堆肥工具,堆肥过程可以完全没有异味。

这会改变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,一个在种地的人,每看到一样东西,首先不是随便丢掉,而会想这是否对自家的地有利,是否要收集起来。

“农业方面有很多科技,不是摄像头、自动控制一类,而是生物化学的科技。人们通过对生物的了解,重新理解人和土壤的关系,明白有机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蚯蚓堆肥,就是利用蚯蚓产生的良性细菌,使肥料增强植物的抵抗力。”他的园圃运用了来自澳洲的农业设计装置,其用水只有普通农法的十分之一。

李大维曾邀请朋友来到自己种菜的庭院聚会。他认为,农业可以作为一项爱好。“把它当做一项休闲,就会感觉成本很低,出去喝咖啡还要几十块钱。”

“创客的精神在于实验、好奇、好玩,其实不用想太多。把它当作打发时间、结交朋友的方式,也就不一定要到很远的市郊去种菜。”他每周会在农地上用掉几个小时。因此庭院里的植物长得“很野”。

李大维说:“有人问,如果在小区里种菜,西红柿被偷了怎么办?我说,第一,如果一个家长会给小孩吃我种的西红柿,这对我是值得高兴的事。那么,要是他全拿走,不给我留下,怎么办?如果是大家一起种的,西红柿是共同的东西,合作的人怎么会只自己吃,而不给别人留呢?”

虽然中国城市市中心大片空地确实不多,但不少居民小区都有30%的绿化面积。这些单纯的景观,能成为与人关系更密切的都市菜园吗?屋顶能否利用?

有人担心,在小区土壤上种菜,是否会导致未知的食品安全风险。李大维表示,找个土壤检测机构,化验土壤指标,只需要一两百元。这完全不是问题。“这个价格对农民来说不便宜,也是他们种地必需的手续,但在城市,真是十分廉价。”

李大维正在联合自己小区的住户,向物业申请,将小区公共绿地变成小区居民耕种的菜地,获得了诸多住户的赞同。但物业则称,因无规定,无法如此操作。

考虑到物业可能有顾虑,如万一园地因无人料理而抛荒,李大维想到,可以签署合同,给物业一笔保证金,如发生这种事,则物业可以用这笔钱重新铺草地。但这同样被拒绝。“其实对此完全可以有完善的机制设计。”

李大维也发现,居民楼的屋顶很难上去,更别提在上面种菜。室内首先面临阳光不足的问题,若用灯照,则成本太高。